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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刑事诉讼法，任何人没经法院判决不能被确定为有罪。而在此前，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所谓的“社会效果”和庭审的“视觉冲击力”，达到震慑犯罪的目的，往往无视被告人的权利，未经判决，就让嫌疑人戴手铐、穿囚服，甚至在庭审中刑讯逼供诱供，滥用司法权力，制造冤假错案。尚未定罪，就让他们穿上代表囚犯标志的“黄马褂”，无异于给他们提前打上了“有罪”烙印，这不仅是对被告人人格的不尊重，更是对法律的不尊重。
被告人出庭受审不应戴着戒具，早在1981年《人民司法》杂志对此有过解答。认为被告人不应戴着戒具受审，理由是被告人在没有被法院判决有罪前，他们不是罪犯。
被告人出庭受审是否解除戒具，后来，最高法院在2009年7月30日颁布的《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刑事警务保障规则》中作了规定。该规则第十六条规定，在法庭审判活动中，应当为被告人解除戒具；对于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、死刑等较重刑罚和有迹象显示具有脱逃、行凶和自杀、自残可能的被告人，可以不解除戒具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除了涉嫌犯罪的高官受审，普通公民涉嫌犯罪受审几乎都要受着号衣。号衣就是囚衣，对被告人有明显贬损，也有违无罪推定。
我认为，不论是涉嫌犯罪的高官受审，还是涉嫌犯罪的普通公民受审，都不能要求他们穿着带有侮辱人格色彩的看守所号衣。
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在没有确定有罪前，让他们穿着号衣受审，显然违背了“无罪推定”原则。被告人出庭受审不穿号衣，这也是国际惯例。
曾有媒体报道，在国外的庭审中，不管是大陆法系国家，还是英美法系国家，被告人出庭都是西装革履，开庭前，人们无法分辨被告人和辩护律师。美国著名歌星迈克尔·杰克逊在“娈童”案中受审时，精心设计出庭着装，他穿白色的服装，隐语是“他是无辜的”，他穿红色服装，隐语是“他受到了攻击”。
但被告人是否穿号衣出庭受审，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，最高法院也没有文件规定。只是个别省市法院有过规定，允许被告人出庭自行选择服装。
如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8年制定了《进一步规范刑事庭审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规定，“被告人着号衣、戴手铐、脚镣受审的，法警应让其在法庭外脱去号衣。被告人戴手铐、脚镣到庭的，审判长可以根据被告人是否有暴力倾向、情绪是否可能失控、有无安全危险等具体情况，决定是否指令法警为其卸除手铐、脚镣。”
又如，2006年4月12日，厦门市中级法院在审理一起涉毒品案件时，就允许两个被告人穿着自己服装出庭受审。
在此，我郑重建议最高法院作出明确规定，允许被告人穿着自己服装出庭受审。
司法公正不仅体现在实体和程序上，还要体现在为实现实体、程序公正的庭审、执行、改造等各个方面。嫌犯脱下“黄马褂”，司法前进一小步。从彭州不穿囚服受审到全国范围完全取消囚服，还需要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，就是法制完善的过程，就是社会文明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既有赖于司法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，更需要以立法的手段对犯罪嫌疑人员的人格尊严实施切实的保护，真正把犯罪嫌疑人哪怕犯人当“人”来看待，取缔带有身份标志的囚衣制度，停止一切有辱人格的习惯做法，才能实现司法进步，促进社会和谐。
